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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真的知识阶级luuh242k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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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真的知识阶级”?


王蒙作为香港凤凰中文台《锵锵三人行》嘉宾,参与了以“被‘精神病’”为主题的“锵锵”。主持人窦文涛侃起一则媒体(4.23日《中国青年报》)新闻,河南漯河市大刘乡村民徐林东,因为残疾人邻居在宅基地纠纷中被乡*府欺压,他“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便从地方一直上访到中央。这就触犯了当地*府的"稳定"大局,2003年10月,乡*府把徐林东抓回来,随即“被”精神病,关进精神病院6年半。在精神病院,他被“治疗”,被捆绑50次,被电击55次,不堪痛楚,几度尝试触电、撞墙自杀未遂,上演了一出人间悲惨剧。


    对此,王蒙申言,他没有接触过徐林东,对其人其事也没有核实。言下之意很清楚,真实性还是个问题。王先生对于共青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也是不信的。当然就不便去评说被精神病了,“艺术”地避开这一“敏感”话题。


    现实是,上访而被精神病已经不是难得一见的社会现象。湖北十堰公民彭宝泉因拍摄上访画面被警方送进精神病院,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被镇*府抓回来送进精神病院,等等。王先生却在“锵锵”说,他没看到也没听到过今日有被精神病的新闻。是王先生真的没有听到、看到这类新闻,还是装聋作哑呢?接着他大谈起美国好莱坞电影中有许多“被”精神病的恶劣,比如妻子把她的丈夫“被”成了精神病,才知道人间有如此不人道的悲剧。不难看出,王先生到底是高智商的文人,他既巧妙地躲开了“敏感”话题,又巧妙地表达了资本主义也有类似被精神病者,中国即使有也算不得丑陋。


    怎么对待精神病患者呢?王蒙先生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了。他艺术地介绍了他的处理方法,回顾了曾经照看过有亲戚关系的偏执性精神病人。他说这个精神病人的显著特征就是坚持己见,没完没了地同人争论,怎么说服也不听(与徐林东何其相似乃尔!)。怎么办?王先生上去就“噼噼”地狠扇他的耳光。王先生在暗示什么,自当不言而喻。


    前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曾说,80%以上的上访者有道理,看来王先生肯定是不会相信的。至于北大教授孙东东说,上访者“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王先生又肯定不会像孙东东那般愚蠢说出口的。对于百姓固执上访,一直访到京城,他避开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而是指出古来民人就就形成了一种喜欢向上告状(告御状),不喜欢在下边解决问题的文化基因,并得到遗传,因而,频繁上访是一种落后愚昧的表现。王先生实在是高呀.


    显然,在王先生发表这一番高论的时候,他已经把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存放在“保险箱”里了。这种藏而不露却又露而不显的功力,又同王先生的经历不无关系。


    青年时期的王蒙被打成“右派”,他回忆当时情景:我疯狂检讨,把自己检讨成“右派”,无怨无悔。他坦率地说,在逆境中是不能争辩的,争辩就是自己找死(他是在暗示,上访触犯地方大忌,再不停上访“就是自己找死)。可见早在那个时候,王蒙就老练而精明得很“成熟”了。


    照理说,王蒙先生被打成右派当然有切肤之痛,是不会忘那段历史的。巴金把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形诸文字,首先“曲线”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以后结集成厚厚的《随想录》,以警示后人。季羡林把那段使中华民族蒙羞忍辱的“文革”血泪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在《牛棚杂忆》里,以为教训。王先生呢?改革开放以来,王蒙写出许多不无自我炫耀、自我欣赏的文字,比如《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王蒙自传》等等。


    王蒙为什么拒绝记忆,他也是在作客“锵锵三人行”节目中袒露了他的心迹:在他被打成“右派”之后,毛泽东对他独有赞赏:王蒙有文才,年轻,有希望。王蒙回忆起来,依旧不能自禁地流露出一种知遇之恩。这就使王蒙成为一个特殊的“右派”。被戴上“右派”帽子不久,他就能到北师大当“人类灵*工程师”,教授现代文学,又参加了文联工作。想来,他是没有尝过触及灵*和皮肉疼痛滋味的。以后,王蒙这个“右派”又受到*文联邀请,去了乌鲁木齐,落脚伊犁。他不无自得地炫耀,在那里吃饭不要交粮票。经历那个时代的人,谁都知道,粮食就是命呀!不交粮票,对一个“右派”,这是何等的优待!因此,王蒙也说,“不存在生活苦的问题”,当然就更没有饥寒交迫的煎熬。王蒙是“阶级敌人”,却又“享受”不到“牛*蛇神”的“待遇”,他是个不能混同于一般“右派”的“右派”。改革开放之后,王蒙更有一段“右派”不可能有的闪光的历史,以其“右派”背景,坐上了文化部的第一把交椅。


    王蒙在自传中反复宣示,“要快乐,也要小心”。这应该就是他的处世哲学,一种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妾妇心态的哲学。正是依据这个处世哲学,在他面对徐林东苦难的时候,也就无视社会的丑陋和百姓的苦痛,“小心”地去演绎他的“快乐”哲学了。


    鲁迅于1927年10月在上海劳动大学作了一个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他指出“真的知识阶级”应该“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并且“不顾利害”。让人悲哀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由于受到权力的强力“熏陶”,那种眷恋*治的情结太重了,甚至养成了一种习惯性的阿世媚上习性。基于此,大概也正是鲁迅形象在人们心中越发高大的原因吧。E-yhxuren@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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