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兰州晚报》记者：你们好！首先我代表已故的外婆和父母及家人感谢你们，因为贵报的发布，才让我们找到了外公的真实下落，对此，我表示真诚的感谢！”在《兰州晚报》发起的为26名烈士寻亲活动中，烈士白培财的外孙温仲锋在给《兰州晚报》的感谢信中写道，“感谢你们的小亚记者！外婆已故20多年了，但愿她在天有灵，在九泉之下会开心含笑的……”
这份感谢信中的“小亚记者”正是《兰州晚报》记者牛小亚。年，当过兵的牛小亚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因为家里两代军人，他对军人以及烈士饱含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年，牛小亚加入到了一个帮烈士回家的QQ公益群，从此他正式踏上了这条特殊的寻亲之路，用累计5万余字的寻亲新闻报道为63位烈士亲属找到了长眠于地下的“亲人”。
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将至，牛小亚感到非常欣慰，这63位烈士的亲属终于可以在春节时，给他们的亲人们敬一杯茶了。
重重闯关
从老兵书信中抽丝剥茧
牛小亚告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烈士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为了我们国家的富强和民族幸福献出了生命。安享盛世太平的我们，不能忘记为国捐躯的先烈们。帮烈士寻找后人，是我们活着的人的责任和义务，是回归初心、是珍惜现在，更是为了开创未来。”
牛小亚说，寻找烈士亲人并非一帆风顺，很多墓碑资料都是原来的，几十年过去，很多行政区划都已变更，核对起来比较麻烦。找一个时年可能捧土为墓、削木为碑的坟堆，其困难可想而知。每一次为烈士寻亲，都能遇到烈士原始资料记载误差、行政区划变化带来的困惑、信息闭塞带来的“瓶颈”等。所幸，每次发起为烈士寻亲活动后，得到了有关部门、新闻媒体同行和众多爱心人士的援助，闯过了重重难关，最终为烈士找到了亲人。
年，牛小亚接到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莲峰镇何继宗的求助电话，希望帮忙寻找当年在部队病故的父亲何楹的墓地。据介绍，何继宗是他在这条特殊寻亲路上遇到的第一个求助者。年，何楹参军到了西藏林芝，此后和家里一直有书信往来。年下半年，何家人收到了部队寄来的相关材料，称何楹于年病逝。何楹当年入伍时，何继宗还没出生。
牛小亚回忆道：“从年6月一直到当年12月，我采访了老兵何楹生前数十位战友。这些老兵均已是耄耋老人，当年与何楹也有书信往来，但何楹病故后到底安葬在哪里，只有两名老兵给出了大致方位。我从老兵何楹服役期间住院治疗时医院入手，并找到了他服役所在地的民政部门，抽丝剥茧，最终基本确定了何楹的墓地所在。当我迫不及待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何继宗时，电话那头的何继宗抽噎起来，我也是潸然泪下。”
“这个过程对我的触动很大，每每有一点线索，我就赶紧与何继宗沟通，赶紧把信息反馈给他。每一次沟通，何继宗想尽快找到父亲墓地的期望也让我很是煎熬。”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牛小亚仍然显得有些激动。
在“帮烈士和病故军人寻亲”系列报道中，像烈士白培财、老兵何楹的例子不胜枚举，有80年后孙子替红军爷爷寻找四川亲人的、有为建设南疆铁路牺牲烈士和修建天山独库公路牺牲烈士寻找亲属的……
电话不离手
怕漏掉任何一个寻亲线索
“过去几年，每一次为烈士寻亲活动能够取得较为圆满的结果，离不开与其他新闻媒体和同行的联动。”牛小亚说，正是基于对新闻记者职业的热爱和对烈士的崇敬，《巴音郭楞日报》记者汪涛、《天水日报》记者余碧波、《定西日报》记者石建强等都付出了很大努力。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汪涛在和静县郊外发现了6座镶嵌有红色五角星的墓碑，其中有些名字已经看不清了，但红色五角星证明着他们的身份，他便尝试着帮助这6名烈士寻找亲属。然而，随着他的寻找，发现这一数字远远超出了他的预计。汪涛说：“越找越多，后来这些烈士墓被集中迁到一起。统计发现，有余座烈士墓都没有亲友祭扫，也许烈士亲人几十年来一直在苦苦寻找烈士的确切安葬地，告知他们这个消息，对烈士的英灵和亲人都是莫大的安慰。”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帮烈士和病故军人寻亲”系列报道中，每一篇稿件最后除留有一个固定电话外，还有一个手机号，而这个手机号的主人正是牛小亚。他告诉记者：“每一次为烈士寻亲活动，我电话不离手，怕漏掉任何一个寻亲线索。大多数时间里，要从数千名烈士中逐一去查找。快速准确搞清楚烈士详细的情况，是对革命英烈及其亲人最好的告慰。”
“自接受帮烈士寻亲任务后，我就有了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而且也让我感受到这个活动的意义非凡。我想尽快帮他们‘回家’，想尽可能联系上他们的亲人。”余碧波24小时都把电话带在身边，生怕漏掉一个寻亲电话，“作为烈士家乡的新闻媒体，我们有责任为烈士找到亲人。”
“时间再久，也不应忘记他们，不让英魂飘零，不让记忆破碎，新闻媒体人责无旁贷。”石建强说。
“每写完一篇为烈士寻亲的报道，每了解一个寻亲故事，每当收到烈士亲人和病故军人对《兰州晚报》的感谢和祝福，就再一次深刻体会了新闻媒体和媒体人的责任。为烈士寻找家人，过程充满艰辛和煎熬，因为这注定是一条不寻常的寻亲之路，跨越生死，穿越时空，其中的艰辛、感动和满足，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牛小亚感触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