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先生，字龙荪，湖南长沙人。他是我国著名的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是他，较早地将逻辑学介绍到中国来，并很快于年出版了《逻辑》一书，称其为中国现代逻辑学的奠基人并不为过；是他，第一个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写出了《论道》与《知识论》这两部力作，构建起自己独立的哲学体系，称其为有杰出贡献的哲学家也是很恰当的。要知道，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最缺的是逻辑学与知识论（即认识论），唯其如此，金岳霖先生的哲学成就，就更为学人所称道。怪不得眼界极高的学人张申府如是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那么金岳霖当是哲学界之第一人。”
由于他有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解放前曾先后在清华、西南联大担任教授、哲学系主任，并于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和北大教授、哲学系主任，后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副所长，并于年当选为该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金先生一生的学术著作，已全部收入到《金岳霖全集》中，由人民出版社于近年出版，经学术专家评审委员会的严格评审，被评为年度的十大优秀学术著作之一。他不但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其年寿也很高。金先生生于年7月14日，逝于年10月19日，超越米寿，享至89岁高龄。真个是：学术、年寿双丰收！
金先生何以得长寿？纵观其一生，他的长寿，与哲学密不可分。假若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哲学给金岳霖先生以长寿。何以这样说呢？且听笔者慢慢道来。
结合个人实际，经过反复权衡，选择了自己钟爱的哲学作为毕生的事业，使自己进入“无我”的境界，这是他得以长寿的第一个重要原因。金先生自小聪明绝顶，未及弱冠，便于年考取官费前去美国留学。开头按照家里的意见，学习商业，但总是“引不起兴趣”。这既与个性、又与志趣有关。正如他后来写给五哥的信所言：“薄计者，小技耳。吾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后来就改学政治学和政治思想史，并认为这才是直接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万人敌”的学问.。从这里不难看出，金先生在青年时代就对国家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正是在美国学政治学和政治思想史时所得的。
年，当他正在研究政治思想史时，英国黑格尔派的哲学家格林的著作，使他“头一次感到理智上的欣尝”,“最初发生了哲学上的兴趣”。当然，他的兴趣转向哲学，与他对政治学认识的进一步深入是有极大的关系的。他认为政治学根本“无科学可言”，政治领域里充满“玩政治”的龌龊行为，他对政治有了一种“厌恶感”。在英国游学时，有两本书对他转向研究哲学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一本是罗素的《数学原理》，另一本是休谟的《人性论》。休谟的书能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深刻的讨论，给他以“洋洋乎大观”的感觉。从此，他的学术研究致力的方向“进入了哲学”。
说到他对逻辑学产生兴趣，既有偶然性，亦有必然性。偶然性就是，某年他与好友张奚若和一个叫泰丽莲的美国姑娘，有一日三人走在巴黎圣米歇大街上，张、泰俩边走边争论，但彼此都说不通对方，好像都提到逻辑，金也参与了争论。通过此一争论，从此爱上了逻辑。这种偶然性，其实源于必然性。据说，他早在读中学时，就有很强的逻辑意识。他曾觉察到“金钱如粪土”和“朋友值千金”这两句民谚，不可能同时成立，因为从这句话中，可以推出”朋友如粪土”的荒谬结论来。可见，他爱逻辑，欣尝分析哲学所使用的逻辑工具，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年，他从英、德、法、意游学回到祖国，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刚好碰上赵元任教授调到中央研究院，他所教的逻辑学需人接手，系里安排金去接此重任，就这样干上了逻辑学。因他在留学期间没有系统学过逻辑学，只好边教边学，经过几年磨练，他于年又碰上机会到美国留学一年，就到哈佛大学师从谢非先生学习逻辑学。从此，他就将西方的逻辑方法，运用到研究哲学中去，走上了比较着重分析的哲学上去，从而构建起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
自此之后，他一头埋进到哲学中去，学习、教学、研究、著述，几近于忘我的地步。上世纪三十年代，一次他打电话给陶孟和（东局56），是陶的服务员接电话，便问：“您是哪位？”金竟一时忘记了自己的名字，但又不好意思说自己忘记了自己的名字，便说：“你别管我叫什么名字，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就这样请求了两三次，还是不行。金这时只好求助于给他拉洋车的王喜，王喜说：“我不知道！”金就说：“你没有听见人说过？”王喜说：“只听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终于唤起了金对自己名字的记忆。他不但思考哲学问题时如此投入，给学生讲哲学时也能把学生带到他所营造的玄妙境界中去。
一次，他在形而上学课程中给学生讲“宇宙洪流”。他自己完全沉醉在那种超形脱象、人我两忘的玄思中，也引领学生跟着他进入那无始无终、无边无际和无穷无尽的宇宙洪流中遨游。使学生也同他感受到一种比“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更美妙的哲学境界。金先生对哲学何以如此投入？因为他找到了适合自己志向和心意的个人事业。西晋文学家张翰说得好：“人生贵适志耳。”宋朝的苏辙也有言：“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正因为“适志”、“适意”,使自己进入到“无我”的境界。“无我”,不是一般的境界，而是一种哲学境界，人进入这个境界，就能排除私心杂念，就能心胸开阔，就能浩气在胸，从而延年增寿。一生经历坎坷的国民党中将、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和民革中央监察委员的文强老先生，生前就深有体会地说：“长寿必从无我的”。他本人寿高96岁，就是有力地证明；而金先生寿至89岁高龄，也为此论点提供了新的事实论据。
能以自己的哲学理念去指导自己的为人处世，有矛盾能及时化解，使自己的心理永远处于平衡状态，这是他得以长寿的第二个重要原因。金先生在以英文撰写的《中国哲学》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的人物。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在他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就以他的为人处世为例，即可印证他的上述所说。先看他的为人，他与人相处，绝不会苛求别人，只会宽恕人、施恩人。
一次，金先生在辅导学生的课堂上，就他提出的一个理论问题作出解释，他的门生周礼全说对这理论搞不清，金就很费力地进一步进行阐明，学生仍然说未能理解。这就使他有点生气，不慎从嘴里说出一句：“你这个人的思想怎样这么顽固！”学生也不示弱，回应一句：“不是我的思想顽固，而是你的思想糊涂！”将老师气得脸都涨红了。学生感到自己太失礼，低着头，静候老师的训斥。课堂上沉静了一阵子，金先生才很冷静地说：“今天的课在此打住。下次上课时，我们继续讨论。”此后数天，这个学生深悔不该讲这样无礼的话，打定主意，下次上课向老师道歉。一星期后再上课，学生很紧张地走到老师的房间，可老师比平常更为亲切地叫学生坐下，也不提上周那件不愉快的事，好像根本没发生过那样。
在课堂上，他进一步阐述清楚他所提出的那个理论。此后，这个学生在思想上、生活上出了问题，金都能及时给予帮助解决，成为周礼全终生难忘的恩师。对于其他有困难的学生与同事，他乐于帮助。乔冠华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清华毕业后，想到外国留学，但缺钱，金就资肋他几百大洋；学生殷福生在北平就学时，家庭无法支持他，金就资助他学习和生活的全部费用；抗战期间，金的同学、好友张奚若一家数口，经济十分困难，一天早晨，张夫人忽然发现家里椅子上放了相当数量的钞票，弄不清是怎样来的。后来，张先生突然想起来了，昨晚金先生曾来家聊天，他肯定地对夫人说：“这一定又是老金干的‘好事’”。金先生深知张先生是“君子固穷”(注),故以此方式帮助老友度过难关。总之，金先生先后工作过的清华、西南联大、北大哲学系以及社科院哲学所的很多家庭经济困难的同事，都得过他的经济资助。
金的学生、后来成为同事的周礼全，因工资低、家庭人口多，就经常得到他的资助。说到金先生的处世，更是体现了他的哲学理念。金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结识了梁思成、林徽因伉俪，因他们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加上长期来大多数时间毗邻而居，因而来往密切。金对林人品才学赞羡至极，心仪不已，十分呵护；林对金亦十分钦佩敬爱，将金视之为知己。他俩之间的心灵沟通，可谓非同一般。一次，建筑学家梁思成外出做田野调查，在外待的时间较长，回到家时，林痛苦地对梁说，“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梁听后极为震惊，几乎连血液都凝固了。他内心颠簸，彻夜苦思苦索，一个劲儿地问自己：“徽因到底和谁在一起比较幸福？”他自知自己在文学、艺术上有一定修养，但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是自己怎都比不上的。
翌日一早，他眼圈晕黑，决定将选择权交给妻子，便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金岳霖，我将祝你们永远幸福！”林也坦率得很，将梁对她说的话原原本本说给金听，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面前，金却决定放弃：”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此事并没有使地们三人产生隔阂，反而成为终生好友，三人亲如一家，金较长时间就生活在梁家，同吃、同住、同聊天。林、梁先后仙逝后，金先生还同他俩的小儿子梁从诫生活在一起，如同父子般亲密。这样的事，如果落在一个思想修养不好的人身上，则会“恋爱不成成仇人”。而金能处理得如此得当，而且从此终生不娶。有些人对此觉得难于理解，其实这是与哲学家的理念密不可分的。
我们只要通过如下一件事，就可找到个中的因由。金的得意门生周礼全，突受婚恋挫折的打击，萌生了轻生的念头。经金反复多次劝慰，苦口婆心地开导，让这个学生茅塞顿开，最终懂得如下两点：第一，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第二，恋爱是恋爱者的精神和感情的升华。恋爱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恋爱者的精神和感情的创造物，而不真正是客观的存在。因此，只要恋爱者的精神感情是高尚的、纯洁的，他(她)的恋爱就是幸福的，.不应从世俗的“恋爱一结婚”公式看问题。这两点，可以称之为“过程的、美学的恋爱观”。正是这一恋爱观，帮助周礼全化解了矛盾，丢掉了轻生的念头。也可以说，上述两点，就是金与林恋爱、主动退出、终身不娶的最好诠释。
正因为这样，才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如下两件事：其一，年，林徽因英年早逝，金号啕大哭，痛苦的心情难以描述，眼泪一直流个不停，几乎晕了过去。他送给林的挽联是：“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四月天”，取自林一首诗的题目《你是人间四月天》；这“四月天”,在西方通常是指艳日，丰硕与富饶。可见，金对林极赞之意，溢于言表。其二，许多年后，有一天，金请挚友知交到著名的北京饭店赴宴，没说什么原因；弄了半天，也闹不清金请客的用意。直到开席，他才站起来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你看，他还在延续着“过程的、美学的恋爱观”呢。
金先生在为人处事方面有这样超凡脱俗的襟怀和品格，就使得他的心里时时保持平衡，没有丝毫的负疚感，这是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因为，一个人心理平衡，他的精神就能保持良好状态，肌体中的呼吸、循环、消化、吸收、排泄、运动等各个系统，就能有条不紊地协调运转，使身心达到非常和谐的状态。金先生得以长寿，与此是有极大的关系的。
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指导自己的日常生活，养成有益于身心健康的良好生活习惯，这是他得以长寿的第三个重要原因。突出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以静为主，动静结合，此其一。他终生研究哲学、逻辑学，读书、思考、著述，需要静得下心来；这方面，他是做得非常好的。他每天都有很长一段时间静下心来研究学问的，尤其是上午，可以讲是雷打不动的。最典型的一件事是，抗战时在昆明，一天早上市里拉响了空袭警报，他周围的人“跑警报”都走光了，可金先生似乎全然不知，仍坐在他的书桌上研究、思考其哲学问题。正是由于静得下心来研究学问，使他能在战乱的恶劣环境下，写出了他的两部代表作。但他也有动的时候，在北京时，平常每周都去打网球、经常去赶北京的庙会和循例参加朋友的星期六聚会等。
在云南昆明时，还养过高大的斗鸡，那斗鸡伸长脖子能吃到他饭桌上的东西，在北京时也养过蟋蟀，斗蟋蟀使他如痴如醉；因而，有人戏称“云南的斗鸡与他共餐，北京的大蛐蛐伴地入梦”。有时，他还与童稚无邪的小孩玩得乐不可支，如此等等。这种以静为主、动静结合的做法，既唯物又辩证，也符合我国传统的养生学原理。宋朝的苏轼指出：“人之动，以静为主。神以静舍，心以静充，志以静宁，虚以静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的生命运动，是以静为主宰的；元神在静的状态中才能得到休息；内心必须静才能补充血气；意志必须静才能安宁；思虑必须静才能明志贤达。但是，静要与动结合起来。
唐朝的白居易如是说：“天地有常道，万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终静，济之以动；性不可以终动，济之以静。养之则两全交利，不养则两伤而交病。”就是说，天地有基本的规律，万物有基本的属性。规律不可以永远静，这就需要和动结合；属性不可以永远运动，就需要和静结合。保养身体，动静都能适度，对身体有益处，不保养身体，动静都会失偏，对身体有损害。清朝医家方开则曾这样指出：“动静合宜，气血和畅，百病不生，乃得尽其天年。”金先生就是实践了这些理论而取得长寿的。
以幽默调剂生活，把抽象思维绷得紧紧的神经松弛下来，化紧张为轻松，使之有张有弛，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此其二。金先生一辈子从事哲学、逻辑学的研究，干的是抽象思维的工作，干起活来又非常认真，在外人看来是非常耗神的。他的好友、著名诗人徐志摩就这样描述搞抽象思维的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检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舒服。”他这样投入，神经会绷得紧紧的，但他可使它松弛下来，办法是两个字：幽默。你看，他的学生、著名作家汪曾祺曾这样回忆说：西南联大搞了一次小范围的师生聚会，金先生也被邀了进去，主题是讲学术问题的，他讲的题目是沈从文先生出的：《小说与哲学》。
讲这样大的题目，又要讲那么多哲理，听者的神经一定会被绷得紧紧的，可他讲看讲着，忽然停了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脖颈，捉出一只跳蚤，捏在手里看看，甚为得意，引起哄堂大笑，他却不笑，迎面看着大家，整个会场一下活跃了起来，驱散了先前的紧张气氛。另外，他因身体和眼晴的原因，常年戴看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愿谅。”
还有这样一件事：金先生从海外归来后，即入住清华园。那时他和陈岱荪都住在清华教务处，成了同事与邻居。一次，校长梅贻琦因事外出，委托陈代处理学校日常事务。一日，金先生上厕所，发现手纸已用完，他不是先去找好手纸回来再上厕所，而是到陈岱荪办公的地方，坐下来给他写了张条子递过去：“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的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手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到那里坐殿去也。”你看，他不是在说：既然全校大小事情都交由你处理的，当然也包括处理我金某人没手纸的事了。多幽默！像这样幽默的故事，还多着呢！
一次，金先生笑看对著名的女作家冰心说：“我这个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有一次我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铃，这家的女工出来开门，问我“贵姓”？我忽然忘了我“贵姓”了。我说请你等一会儿，我去问我的司机同志我“贵姓”，弄得那位女工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冰心听完后，十分感慨地说，有幽默感的人，尤其是在自己身上找到幽默资料，金岳霖就是这样的人。鄙人认为冰心女士说的十分之对，我们随时都可从金先生身上找到这样的幽默资料。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他从北大调至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开初他总是在家里搞研究，一段时间后，另一位副所长觉得这不大好，建议他每天到哲学所“办公”。金先生心想：“我不知道‘公’是如何办得，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于是，他“恭而敬之地坐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瞧，冰心女士说得多么对：我们在金先生身上又找到了幽默资料！
我们知道，幽默是以轻松、戏谑又含有深意的笑为其特征的，它像一位高超的魔术大师，将紧张化为轻松，荡尽烦闷，驱散忧愁，将生活点辍得丰富多彩，给人带来无穷的乐趣，使体力、精力得以恢复。怪不得有人将幽默称之为“保健良方”,本人认同这个观点。古人有云，“言之简默者寿”,信欤！像陈翰笙、启功、金岳霖等富于幽默的著名学人都很长寿，就是有力的例证。穿着讲实际，不追求形式；饮食把握好一个“度”，不让其“过”，此其三。
要知道，穿着与饮食是生理养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处理得是否得当，关乎人能否健康长寿。金先生年轻留洋时，穿着比较讲究，出街入市必西装革履，但回国后一改过往的做法，不追求形式，只讲究实际。尤其是冷天，他特别怕冷，总是穿旧时的皮长袍。曾有人在王府井碰上他，还善意地说：“老先生呀！现在不要穿你的长袍了。”可他就是没改，还是我行我素。谈到饮食问题，年轻时往往失“度”。特别是喝酒经常过多，不时都喝醉；从前也抽烟，水烟抽过，纸烟抽得最多，并抽上了瘾。
在德国时，一次抽一支其大无比的雪茄，抽完竟醉了，还一度想“自寻短见”呢。自此之后，他戒了烟，喝酒懂“节制”。正如他自己所言，从前“应酬场合上喝酒经常过多，解放后我曾多次承认过，‘要是不解放，我可能早死了’，这说的主要是喝洒”。解放后，他总结了经验教训，在饮食上，真可谓做到“食可饱而不必珍”，“几十年来都是一荤一素”；在穿着上，“衣可暖而不必华”，按气候变化穿适合自己身体需要的衣服，做到“量体而衣”。他所做的这两点，都是与我国传统养生学所要求的相一致的。他对这个重要环节把握得较好，就为自己的健康长寿提供了物质条件。
回顾金先生的一生，无论是个人事业，或者为人处世、日常生活，一刻都离不开哲学，他就自称是“哲学动物”，哲学已经溶进他的生命中去；也正因为加此，在他获得长寿的三个主要原因中，每一个都同哲学相关连，故他的长寿得益于哲学，是哲学给金岳霖先生以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