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弥天宇内德蕴水墨间
----纪念董寿平先生诞辰周年王亚今年是先师董寿平先生诞辰周年的日子，站在他亲笔题写的“和静清寂”四个大字前，书画大师董老的桩桩往事历历在目，谆谆教诲言犹在耳。
一、师缘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早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董寿平先生早已是誉满京师，名扬海外的中国书画大师，而当时的我，只是二十岁出头的青年书画爱好者，由于酷爱国学和书画艺术，因而非常仰慕寿平公的大师风范与才学，经友人介绍，求学于董老。经过多次交往之后，董老对我的国学素养和书画水平逐渐有所了解。后来，当他得知我们之间的另一种奇特的生日缘份后，我们的关系便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董老和我都属龙，都是甲辰生人，他生于年，我生于年，正好相隔了一个甲子轮回。此外，我之生日和他的生日相差不到数个时辰。正因此，董老非常看重这份巧合的生命奇缘，将我视为其后人，倍加关爱。这种特殊的爱惜之情，至今仍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孔子曰：“有教无类”，董老没有因为我当时年轻和根基尚浅而放弃了对我的教导。初见董老时，董老曾笑着问我，“你想学什么？”我答之：“想学国画，因为我特别喜欢您画的梅兰竹菊，尤其是被时人称誉的‘寿平竹’”。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董老对我有了一些了解，他用一种和蔼的语气笑着对我说：“我给你提个建议，你看合适不合适。”我没有说话，静静地听他往下说。“你现在是公职，我相信你将来会有很好的发展前途，既然你如此喜欢书画艺术，这是一件好事。其实书画修养与*府工作是不矛盾的。中国的传统历来是仕林重书，你看历史上成名的大书法家，几乎都是官员，王羲之官拜右将*，颜真卿受封鲁郡开国公，欧阳询、苏东坡、赵孟頫、董其昌这些书法家们官都做得很大，历史上有许多皇帝的书法在当时也都非常有名。这就说明做官与书画艺术并不矛盾，与做学问就更不冲突了。傅山说的好：作字先作人。所以作为一名国家干部，更应当写好字。你提出要跟我学书画，我非常高兴。但是我建议你主攻书法，而不是国画。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你自幼学书，目前的书法水平已经有了扎实的基础。‘字是出马枪’，书法对于*府工作人员来说，可能更为重要，也更为有用。第二，国画的工具比较复杂，光颜料就一大堆、毛笔也大小粗细需要好多支，对创作的场地要求也比较高，而且须不间断地写生。而书法就方便多了。第三，从时间来说，作画耗用的时间一般来说相对较长，所谓大胆落墨，仔细收拾，一张满意的画作往往需要一遍又一遍的皴染完善才能完成，相当耗工夫，对于一个行*干部来说，很难有太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但书法则不同，有点时间就可以用来练习，三分钟也行，五分钟也行，你可以只练一个字，甚至于只练一个点画。条件允许的话就动动笔，条件不允许时，读读帖也可以嘛。这是不是更符合你的实际情况呢？”
今天想来，董老的话不仅仅是在指明我的书画之路，更是在点拨我的人生之旅，教导我写字、做人、为官的道理，使我明确了追求的目标和方向，坚定了从其学书的决心。自此以后，我谨遵师教，数十年来推掉了大量觥筹交错的应酬，工作之余常常静守孤灯与碑帖对话，用毛笔书写着自己的翰墨人生，用经典滋养着自己的修养和阅历。
上世纪九十年代，年事已高的董老想把家族资料整理付梓，留与后人，我便承担起了一些具体事务的组织协调，后来在山西省*府的资助下组织成立了专门的团队，协助董老整理家祖日记，编写《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此项工作历经六年，使我对董氏家族的家学渊源有了更多接触了解，也从董老身上体会到其积淀深厚的国学底蕴，感受到了中国书画与中华文化唇齿相依、无分彼此的内在关系。《日记六种》共00余万字，包括董麟、文涣、文灿、冯婉琳日记，尤其董文涣公日记中保存了不少朝廷*事及中朝文化交流轶事，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也使得董氏家族文化汇入了浩瀚的中华文化长河。此项工作对我的教益很大，影响很深，我也从此也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每晚静坐于斗室书斋，用毛笔在宣纸册页上用绳头小楷字书写着自己的阅历和感悟，即使是下乡出差时也不例外。
董老曾对我讲“书法可以直接服务于你的工作”，当时尽管只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但我对恩师的这一教诲始终铭记在心，在后来的工作中多次发挥书法特长服务于自己的工作，每年还义务为农民书写春联。我想若九泉有知董老一定会感到由衷的欣慰。
二、师道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师从董老十余年，我感觉他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不同于现在的学院派，他所重视的不是一点一画的描摹，而是如何正确行墨用笔。他再三告诫我“做书时要善于行气，凝脚下之气经周身一脉贯通，最后由笔端而出，作品才会有气韵、有气势”，“运笔时要用意念控制周身之气使之流畅运转，使之到达笔端，而不是手端”，“所谓力透纸背，做书应当是腿上发力，而不是臂上发力”，“握笔千万不能太死，松握笔方能凝其气”，当年好多不甚理解的地方，今天回味起来，方知字字珠玑，点透了中国书画的枢机。
正因为董老参透了“气”的妙用，我们发现他的书画作品处处盈溢着“道”的氤氲之气，达到了“外师造化、内得心源”的高境。庄子在《内篇养生主》中写道庖丁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董老写字作画的过程也如庖丁解牛般极具艺术性，只要翰管一动，便全神贯注，马上就进入了忘我的状态，不管身旁有多少人均不受干扰，完全沉浸于创作过程之中。他自己曾说“有的书画家工作时不让外人在场，甚至在画上题款、写匾额还要先用炭条勾画。而我则解衣盘礴，信手写画，在场人再多，也不影响发挥。因为中国的书画艺术最重真性灵，最要体现作者的‘真我’，决不可以形迹为躯壳，束缚了真生命。”《人民日报》曾记载过他应胡耀邦之邀为前民主德国统一社会*总书记昂纳克做画的过程。时年8岁的董老，在众人的围观之下，于六尺宣纸上作巨松。当他往巨幅宣纸前一站，椽笔一端在手，便心外无物，人书合一，泼墨运笔，纵横驰骋，笔扫如风雷，墨落似雨雾，随机生发，气象万千，使外国贵宾对东方绘画艺术留下深刻印象。后来有学者评价到“看董寿平作画确是高度的美的享受，他的画笔有如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手中的指挥棒，美妙的音乐旋律，就在他的指挥下迸发出优美的乐章，和谐、深远，时而高昂、时而低沉，使你共鸣，感到欣慰、感到满足。”
庖丁尝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董老写字作画正是“以道入技”、“以心御笔”，完全合乎“道”的法则，因此，他的作品不是提前设计绘制的，而是在笔底生长出来的。正如其《枕上》诗所云，“胸中本来无一物，诸般意象应机生，笔中有我也无我，任他造化安排中。”他的这首诗，有如佛家的禅诗偈语，道破了中国文人书画的玄妙之处。他说，“写字、画画不可有所求，即使是求‘好’，也会被这一意念侵入，影响末稍神经，反而不能自然流畅。而人之意念，瞬息万变，‘一国三公，从谁为是？’所以写字作画时，决不要有想头，要‘空空然放笔也’。”蔡邕的《笔论》有云：“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董老的“空空然放笔”的体悟与笔法始祖蔡邕的“散怀抱”同出而异名，所指皆为一个“道”字，但却更容易让人理解。正如董老所言：“我作画写字，每下一笔，都离不开对立统一规律，离不开内容与形式的协调互动，离不开有我无我的自然之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一笔下去后，平时在大脑里积累的意象就会被源源调出，迅速遣于笔端，根据第一笔的存在状态，按照阴阳相生的法则和自然生长的规律，生发出第二笔、第三笔来。”可见，晚年的董老已经人书俱老，所作书画已经完全是与“道”契合，臻于化境了。
正因此，董老十分强调哲学和绘画的关系，善于运用我国古代“太极学说”和现代“唯物辩证法”来作为指导自己作画的理论依据，并以此作为其教学理论的核心。《内经》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董老根据画面空间的黑白、虚实、疏密，随机生发出当下最合理的布局；根据所绘物象的向背、仰侧、枯润，因势利导经营出生命的勃勃气息；根据笔端点画的长短、粗纤、俯仰，变化形态融铸着腕下的笔墨功夫。正因此，每观董老的书画作品，总会被一种阴阳相生的力量所感染。他的墨竹总是新老共生，他的红梅总是枝虬花润，他的*山总是山石与云雾刚柔相济，他的书法总是笔墨淋漓计白当黑。
董老笔下的*山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新局，被时人称作“*山巨擘”。有一次我问他去过几次*山，他笑着对我说，“中央电视台的*也曾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其实我只是在年去过一次*山，总共也就十来天，同行的还有吴镜汀、惠孝同、周元亮、王家本等。那些天我并没有象其他人一样动笔写生，只是坐在山顶上静静地看，去感受*山、品读*山、理解*山，不仅看*山的石头、松树、云雾的生命状态，而且去思考它们为什么是眼前的这个样子，参悟现象背后的构造原理和生长规律。”这时，他话锋一收，停顿了片刻，然后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研究中国书画，就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道法自然’，这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核心。自然就是物理、物情、物趣、物态，笔之过处就要显示出物象的气质和神韵，笔笔要有生机，多一笔则过，少一笔则欠。画画是这个理，书法也是这个理，如果没有明白这个理，单纯追求自己主观的情趣，就会流于玩弄笔墨技巧，是为欺世之作，徒成下品了”“我常讲，学书学画要深入生活，就是要对一切事物的常理、物性进行观察，在不违背常理的前提下，突出表现其特性，同时又要将自己的思想修养和感情倾注于笔墨中，作品要体现出作者的心血，才能感染观众，给人以美妙的遐想和艺术的享受。”说到此处师动容，回首往事又悟真。古人讲“假传万卷书，真传一句话”，我想这也许正是他一生修艺证道的心学精华吧。
三、师德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
董老早年求学于北京世界语学校、天津南开大学、北京东方大学三所大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不甘心于中国绘画的久衰不振和东方文化不断受到西方艺术的冲击,遂立志以复兴中国传统书画为己任。董老从一开始选择绘画题材时，就认为虫鸟一类略显靡弱，不足以反映自己的情怀，故其一生少写虫鸟之类。他早期喜画牡丹，他笔下的牡丹毫无时人的胭脂富贵气息，而是铅华洗尽，俊雅脱俗，清气满纸、光彩照人，后得知同期画家王雪涛主画牡丹，董老便割爱舍弃，倾心于“梅、竹、松、山”，以至后有“董梅”、“寿平竹”、“*山巨擘”等美誉。从董老绘画题材，我们便可以感知董老的情怀追求和人格魅力。
自古论书画之品位，往往兼论人品。正如《书法雅言》所载“心之所发，蕴之为道德，显之为经纶，树之为勋，立之为节操，宣之为文章，运之为字迹。但人心不同，诚如其面，由中发外，书亦云然。”充分阐述了书画作品与创作主体内心世界的映证关系。正因此，从书画作品中不仅可以感知创作者的个性特征和情操境界，而且能够体现出民族传统和时代精神。董老一生淡泊名利、不慕钱财，他始终强调“艺术创作要追求天地之造化、心灵之印象”。故其博览群书,砥砺人格,遍观古代书画名作,饱览名山大川,寄情笔墨，与中国传统文人品格的“山水、松、竹、梅、兰”终生相伴,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将中国传统文人的书画题材推上高境，形成了极具民族特色、东方特色的个人艺术风格。他的书法苍劲刚健、古朴潇洒、气度豪放，国画作品气格高洁、清新典雅、苍劲古朴、意寓深遂，走笔过墨之处闪烁着绚丽的国学光芒。齐白石先生对董寿平评价甚高，曾多次对人讲：“在当世字画界里，寿平先生画品高雅而书法当属第一，无人能出其右”。当代著名佛教领袖、杰出书法家赵朴初先生评价他为“平原书法东坡画，龙马精神海鹤姿”。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池田大作称他为“中国的人间国宝”。
董老晚年因为身体原因，常医院，作为晚辈弟子，我时常前去看望和请教。一次，我们谈到某艺术大师和中介公司签约，像生产线一般生产作品时，董老旗帜鲜明表示反对。他说：“中国书画的核心价值就是反映和彰显人的思想。中国传统文人的独立精神要想得到充分体现，艺术创作就绝对不能搞市场化。一旦艺术家为追求经济利益，去迎合大众的市场需求，便会滑向庸俗，失却了艺术的核心价值。”正是有了这样的清醒认识，董老只对艺术水准负责，而对钱物从不计较。若有人真心向他索字求画，他总是不计报酬，提笔就来，用心创作，从不敷衍。相反，如果拿着钱物来请董老写字作画，往往遭拒，不留情面。在董老的一生中、特别是成名后，参加各种义务展览、笔会、慈善、赈灾活动，捐献字画数不胜数。只要国家和社会需要，董老总是义无返顾，无私奉献。
董老始终认为，好的艺术作品，不是某个人的，而是国家和人民的。正因此，建国以后，他便将历代先祖精心收藏的宋元明画珍品数十幅捐给故宫，并多次向山西省博物馆捐赠家藏字画，其中有明清册页，明代万历年间朝鲜画家李滩隐画的墨绢本《赤金竹》，及清代画家为他的高祖董霁堂画的《抚膝肄书图》、《汉书下酒图》等珍贵文物。年，位于山西太原的晋祠公园内建立了一座公立的“董寿平美术馆”，董老又向美术馆无偿捐赠书画精品余幅，并将10多件具有文物价值的书礼、奖章、证书全部捐献。为了让这些艺术珍品得到更好的保存,董老在《艺术和书法作品捐赠书》上写道：“我的子孙及亲属均不得以任何借口索取或借用、借看；我的子孙和亲属均不得参与‘董寿平美术馆’管理工作；凡在‘董寿平美术馆’保藏和陈列我的美术和书法作品以及各种艺术品，任何单位、任何个人均不得以任何借口索取或借用、借看。”
不仅如此，董老晚年还为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等国家级各种公共场所义务创作巨幅作品数十件，所作的巨大贡献在当时书画界无人可及。直到年，已经91岁高龄的董老仍应李鹏总理之邀为钓鱼台国宾馆创作丈二巨幅《墨松图》，根据身体条件，每次画20分钟便需要停下来吸氧气、测血压。就是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他耗用了三个多月的珍贵生命为国家完成了这一宏篇巨制。画毕，他边吸氧边对身边的人讲述：“我一生尽我的能力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在事情上是贡献，在艺术上是如何使东方绘画艺术弘扬出去，使西方人能够对中国画有进一步的认识。这就是我几十年来从事于绘画的目的。”“今年91岁了，还是如此，从年轻到现在一贯如此，不计任何辛劳酬报。假如换一个人也许不愿意冒上生命危险这么干，这么大年龄了，可以安居乐业地养生。我这里有个信念在，就是不为家庭所累，不为子孙打算。儿孙自有儿孙福，永远没有完。”“一切我都不计较，我计较的是我做了什么工作。”“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华夏的后人，不但要为今天负责，还要对我们几千年的民族文化负责。这样我就于心无愧了。”董老高尚的道德修养和人文情怀成为我一生做人做事做书的“碑帖”。
“百年结缘舞丹青，腾潜翰海蹈苍龙。
水墨氤氲天地鉴，精神弥漫山水澄。
依仁游艺参心法，证道修德化后人。
先师何曾随烟逝，*山松云见真容。”
面对着恩师的遗墨--“和静清寂”，我的心情久久不得平静，遂吟成小诗一首，以寄托弟子对他的缅怀之情。
吟罢，我对着四个大字深深一鞠。
（甲午岁正月初二于龙潭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