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大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北京)
[内容提要]本文是作者研究卫拉特蒙古历史四十余年历程的追忆与感悟。全文分如下七题:一、研究之缘起;二、准噶尔史研究;三、研究拓展之一:从准噶尔史、土尔扈特史到卫拉特史论与通史研究;四、研究拓展之二:从卫拉特蒙古到*蒙古史研究;五、走出学术研究的象牙塔;六、研究之感悟与感激;七、研究永远不打句号。
[关键词]回忆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
一、研究之缘起年夏秋,那时我们从河南干校回来已近三年,离我年6月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前身)已过去整整十一个年头!其间我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身在研究机构,却长期与科研工作无缘。先是前后两次四清运动工作队、下乡劳动锻练。第二次四清运动工作队集训刚结束,“文革”开始了。于是在*治运动的波涛中又经历了近十年时间,身不由已地翻滚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漩涡之中。但凭心而论,这些年也确是经风雨、见世面、长见识,对社会认识的加深本身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可缺少的必修之课,无疑大大有利于日后研究工作中对资料鉴别、历史现象分析能力的提高。当年唯一能做而我未能做到的是,我不及我的有些同龄的先觉者,抓紧外文水平的巩固和再学习,从这一意义上说,我是大大地浪费了宝贵的青春岁月。
由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河南干校时,我与著名历史学家翁独健师曾在几十人的大宿舍里隔铺而居,拉近了我们的关系。年返京后我成了独健老师家中常客,每每无主题的聊天,不仅让我获取了信息和知识,独健老师对晚辈的真诚,观察问题的缜密,评论时*的坦诚,让我既感动也折服!年夏秋,已进入科学殿堂11年可又从未确定研究方向的我,面临研究方向的选择时,我多次求教独健老师。独健老师从研究对象的生命力、重要性以及当前研究现状,结合我个人的研究能力、特长,还分析了当年民族所历史研究室研究队伍的人际关系种种,他建议我从事*历史研究,并向我透露,民族研究所正好得到一个外交部交办的研究任务——“准噶尔问题”,正在考虑组织人力接受此项任务,让我争取参加此项目工作,以准噶尔问题研究作为切入点,从事*历史研究。我接受了独健老师的指点,年年末,如愿成为准噶尔问题研究小组的一员,从此开始了我*历史研究的学人生涯,至今仍乐此不疲。
年,为纪念独健老师百年诞辰,我撰写了《论*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并入选《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一书中。我在题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遥想当年,正是独健老师建议我将*史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30年后的今天,我以一篇论述*历史的论文,来纪念独健老师,祈望以此告慰独健老师在天之灵!”
二、准噶尔史研究“准噶尔问题”研究小组开始由民族所7人和中国科学院*分院民族研究所3人组成,负责人是罗致平和杜荣坤,*分院领导陈华同志参予指导。我们研究工作始步之初,即得到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前辈学者翁独健教授的指导与启迪,独健老师是我始步研究卫拉特蒙古史和日后研究隋唐民族关系史的引路人和最直接的老师。
参加研究小组伊始,以我的历史知识,只知清代前期有一件著名的历史事件:平定准噶尔,仅此而已。在独健老师和罗致平教授(他是研究小组中唯一的*史、中亚史教授,精通英、俄、德、日诸文字)的指导下,确定了研究工作目标即是要写一部学术专著《准噶尔史略》。至今我仍清晰记得《准噶尔史略》编写工作之初,独健老师的谆谆告诫:“一定要详尽地掌握原始资料和国内外研究动态,首先把前人的研究成果收齐,编好目录,仔细阅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这本书写成较高科学性的民族史学专著,不要成为应时之作”。这种治学精神,成了指导我走学术探索之路的准则而永存心际。
卫拉特蒙古史研究起步是顺利的,因为从大环境言,我们很快摆脱“文革”阴影,赶上了社会科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大好时光;从小环境言,我有幸置身于一个团结、进取的研究集体之中。
《准噶尔史略》研究与撰写经历了两个阶段:
—年为资料收集和草拟编写大纲阶段。这一阶段我负责做了如下三项工作:一是编制准噶尔历史研究参考书目,二是编制厄鲁特各部世系简表,三是负责组织编印《蒙古族厄鲁特部历史资料译文集》(以下简称《译文集》)。上述三项工作中前两项经过修饰补充,作为《准噶尔史略》的附录收于书中,第三项工作自年8月至年2月,共编印了16辑,年12月至年12月又编印了《厄鲁特蒙古历史译丛》(简称《译丛》)4集。《译文集》、《译丛》共编发了有关卫拉特蒙古历史近80篇史料、论文、专著摘选的译文,文种涉及俄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和蒙文、满文等少数民族文字。《译文集》、《译丛》为当时《准噶尔史略》撰写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和信息,在史料多样性、研究视野拓展和吸纳国际优秀成果等方面,均起到了良好作用。《译文集》和《译丛》当时就得到同行的欢迎和好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20册简陋的油印本仍为几代清史、蒙古史研究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