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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望断丝绸路。夕照里，残红吐。
阳关丘岭驭驮疏，风雪祁连横簇。
苍茫戈壁，连绵沙瀑，商贾晨昏渡。西番自古荒凉处。与昔比，今非故。
昆仑天堑已通途，西子婀娜堪赋。
资源独有，商机无数，四海人皆慕。
年呼图壁县采集。石人俑为圆柱形，上半部雕刻人的头颈和手臂，头部雕刻较为细致，有五官及发际，手臂只有轮廓，抱于胸前应是一种庄重肃穆之态，下部不作任何雕饰，可以直插在台座或地面上。石人俑雕琢细致，打磨光滑，人物造型自然古朴。草原地带的游牧部落，自青铜时代起就有在墓前设立石像的习俗。石像大多直立地表，以简练的手法雕刻人的头像、手臂及衣装，这种小石像与墓前大石像风格接近，出现时间较晚，一般用于墓室随葬。
这面铜镜很小巧，只有现在美女化妆包里的镜子那般小。此镜质薄器轻，镜背装饰的人面太阳纹充满了神秘气息，对于研究中国古代铜镜的起源、早期发展及文化内涵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利用金片捶揲出浮雕纹样。
年和静县察吾乎4号墓地43号墓出土。陶罐为夹砂红陶，通体红色陶衣，颈肩部涂成*白色，以深红色绘三组不规则的网格纹，内填圈点纹，寓意田园。另有一组蔓藤葡萄纹，枝叶卷曲，果实累累。此陶罐图案新颖，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彩陶的精品之一。查吾乎文化是天山南麓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这件彩陶上的葡萄纹，表明这一地区当时已经出现了最早的园艺种植业。
年且末县扎滚鲁克1号墓地64号墓出土。木盒呈长方形，内嵌子母口，缺盖。盖的两侧面以减地方式浮雕狼纹，狼腹部雕刻一只羚羊头，意味着羊已经被吃到狼的肚中。狼的身体形态与盒体巧妙融为一体，羊头造型也与狼的身体形状叠加为一个整体，造型虽然简单，却体现了制作者高超的艺术构思与表现技法。
年吐鲁番哈拉和卓3号墓出土。这是前凉建兴三十六年（公元年）王宗写给高昌太守的文书。前凉为东晋十六国之一，偏据西北，积极经略西域。前凉张骏建兴十五年（即东晋成帝咸和二年，公元年）十月前后，正式设置高昌郡，郡设太守。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上看，高昌太守具有世袭、久任和土著化的特点。
年吐鲁番阿斯塔那93号墓出土。这是平民严苟仁于长安三年（）租用麴善通葡萄园的契约，租用期五年，以铜钱支付。第一年因葡萄枝短（可能新栽）不用交租，以后每年交纳租金不同，第二年交纳四百八十文，第三年交纳六百四十文，第四、五年各交纳八百文，合计二千七百二十文。契约中年月日等字均为武则天所创字体，反映了唐代高昌地区与中央*府的密切联系。“长安三年三月二日，严苟仁于麴善通边租取张渠陶蒲（葡萄）一段二亩。陶内有枣树大小拾根，四院墙壁并全。其陶契限五年收佃。今年（癸卯年）为陶内支架短，当年不论价直（值）；至（甲）辰岁，与租价铜钱肆伯（佰）捌拾文；到（乙）巳岁，与租价铜钱陆伯肆拾文；至（丙）午岁，与租价铜钱捌伯文；到（丁）未岁，一依午岁价，与捌伯文。年……”。
年且末县扎滚鲁克1号墓地24号墓出土。此连体罐由一块木头挖削制成，两个木罐均为圆腹，形状大小相近，罐体外侧雕刻点线组成的旋涡花纹，与同时代陶器上的几何印纹颇为相似，纹路清晰，雕工精细，具有游牧文化特色。连体器皿在新石器时代甘肃彩陶器里出现过，推测可能与部落间的交往仪式有关。这件连体木罐可能受东方彩陶文化影响。
年吐鲁番阿斯塔纳50号墓出土。此陶罐器表涂黑彩作底，上施白色圆点纹。在当时，这种联珠纹图案是丝织品上最常见、最具特色的一种纹饰。把丝织品上的联珠纹移植到木器、陶器之上，是麴氏高昌在艺术上的创新，因此绘有联珠纹的木器、陶器也就成为麴氏高昌独树一帜的器物。
年乌鲁木齐征集。此青铜灯由灯盏和灯座两部分组成，以模制浇铸。整体是一把无盖的长嘴小壶，灯嘴内可放置软灯芯，灯盏上部及后侧外部都镌刻花纹，两侧各有一系，便于悬挂照明，灯座是喇叭状。
年吐鲁番阿斯塔纳号墓出土。此木罐旋制，鼓腹，平底，上带盖，盖有伞型钮。黑色器表上描绘白色纹样。盖上饰卷草纹，罐体绘当时流行的宝相花纹和云纹。整体线条流畅，纹饰精美，但色彩附着不牢固，是专为随葬制作的明器。
花式点心以小麦粉为原料，模压成型，烘烤制成。表面呈土*色，分四棱式、菊花式、梅花式等，做工精美，造型别致，体现了当时人们高超的面点制作技艺的审美精髓。在唐人看来，饮食并不单纯吃饱，还要吃出花样，要求色、香、味俱全。这种饮食习俗在唐朝吐鲁番地区也十分流行。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之地，吐鲁番地区的饮食文化深受中原文化影响。阿斯坦纳墓出土的各种花式点心、月饼都足以说明这一点，同时，吐鲁番地区又将葡萄、核桃、石榴、洋葱、蒜、香菜、菠菜、胡椒等菜蔬香料传入内地，极大地丰富了中原地区人民的饮食文化，许多也深深扎根于中华饮食文化中，成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此圆盘旋制，黑彩，平沿，直腹，平底。与碗一样，盘也是吐鲁番地区常见的食物盛放器具。盘的形制较浅，主要用来盛放菜肴等食品，使用频率较高，从出土的晋唐时期的实物来看，当地普遍使用的盘子为陶质材料，同时也见过有其他材质的盘子。
年吐鲁番交河沟北1号台地28号墓出土。这件骨雕，充分结合圆雕的立体感和透雕的层次感，构思巧妙，造型独特，刀法细腻流畅，是骨雕中的精品。鹿是草原人民最喜爱的动物之一，它外形优美，颇具灵性，人们把对鹿的喜爱之情渗透到艺术品的创作中。以鹿为主要装饰元素的饰品，充分体现了草原民族丰富的精神世界。
年吐鲁番阿斯塔纳号墓出土。鸭头和鸭身分雕后粘接而成，鸭嘴为锥形，鸭头呈圆形，鸭身呈船形，全身敷红彩，双眼点缀白色。鸭颈、鸭身两侧及边沿用黑色、蓝色勾勒出羽毛。木鸭可能是玩具，取材自然，以简单的雕刻搭配简洁的线条，体现出民间的朴素之美。
年吐鲁番阿斯塔纳22号墓出土。此两件彩绘木马采用分段雕刻技法制作，有马头、马鬃、上身、下身、马尾、四肢等13块部件胶合而成。木马通体施白色底，底色之上敷彩，以赭、黑及石绿等色彩描绘出五官和马鞍等其他部位。木马呈嘶鸣状，双目注视前方，呈现出强烈的动感。此木马造型与唐马不甚相同，反应出东晋时期的工艺特点和当时人们对马的认识。马自被驯化以来，便成为人类重要的生产和交通工具，对于西域众多草原游牧民族来说，马已经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独特的马文化。
唐代，高55.8厘米。木俑将人头、躯干、上臂、小臂、双下肢、双脚分段雕刻，然后胶合而成，再施以彩绘。俑为一胡人男子形像，浓眉深目、鼻高且挺直、短胡须，头戴白毡尖顶帽，帽沿外翻，露出暗红色帽里，毡帽两侧绘红色四出菱纹图案，身穿齐膝绿色袷袍。
年吐鲁番阿斯塔纳号墓出土。此锦为绿地，图案主要由大红、白、橘*组成，有专家解释灯树上方是对鸟，下方是对羊图案。这块锦表现内容是古代上元节（元宵节）“火树银花不夜天”的情景。
绮片是在天青地上显出几何纹、勾连纹等暗纹纹样，轻薄精致，体现了较高的纺织水平。魏晋以后，绮的名称使用较少，渐渐被组织结构相似的绫取代，此绮片成为研究织物从绮到绫转变的实物资料。现场透过玻璃看不清楚暗纹纹样，但在百微镜头里，看到了清晰的天青色纹理图样，太漂亮了。
不看展牌，看不出是一颗猪头。
年吐鲁番阿斯塔纳92号墓出土。*色地，棕色、绿色纬丝斜纹显花，边缘有较多残块。圈中央为对鸭，对鸭颜色上下对比鲜明。此织锦为研究纬锦的产地、年代、纹样演化和中西纹样的比较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木棺为四足箱，通体彩绘。以白色作地，红色粗线在棺身四周和棺盖上绘交叉的图案框架，图案框架内用*、绿、黑、褐色绘流云纹，交叉纹的中心则绘出*色的圆圈。木棺头档板圆圈内绘金乌，足挡板圆圈内绘蟾蜍，分别代表日、月，这一象征起源於中原文化。
年吐鲁番阿斯塔那42号墓出土。彩绘由三片原白色绢缝合，彩绘伏羲、女娲，二人上身相拥，下尾相交。左为女娲，发束高髻，身穿V字领宽袖衣，右手执规。右为伏羲，头戴网帻，上身穿红色V字领宽袖上衣，左手执带墨斗的矩尺。两人共穿饰有横条纹的红白花裙，两尾相交，色彩为黑红白三色。二人上方有太阳，尾下有月亮，两边是星辰。
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号墓出土。女俑头部为木塑彩绘，身躯以木柱支撑。胳膊用纸捻制成，呈侍立恭候状。发束高髻，头向左侧，面部描绘花钿。身着团花锦上衣，*地白花绢制披肩，下穿红*相间竖条曳地长裙，一派高贵、典雅、艳美的姿态。阿斯塔那号墓是高昌左卫大将*张雄与妻子的合葬墓。唐贞观之初，高昌王麴文泰对抗唐朝，有分裂行径，张雄则主张统一，与麴文泰发生激烈冲突，于公元年忧愤而死。公元年，唐朝平定高昌后，有感张雄之忠，将张雄的两个儿子封为高官，并封其妻为“永安太郡君”。公元年其妻死，被厚葬于张雄墓中。故该墓随葬品丰富，大多具有明显的盛唐风格。
是绘制于东晋时期的一幅麻纸画，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13号墓出土，现藏于*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这是由6张纸拼合而成的一幅生活图，画面生动而写实地表现了墓主人生前真实的生活状态，是中国目前保存完好、时代最早的一幅纸本绘画。绘画上，汉代以前画家多用帛料，绢本绘画是主流，但从晋以后，纸本绘画才逐渐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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